1927年党的五大明确提出政治纪律概念，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即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

大革命失败后至古田会议召开前，在包括红四军在内的红军中，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滋长，部队发生了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古田会议通过决议案，批判了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批评了只是走州过府、流动游击等思想倾向，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古田会议确立的这一原则，重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这支人民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确立了“建立并锻炼出巩固而有纪律的红军铁军”，使政治纪律成为党在白色恐怖下必须坚持的首要纪律。

“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组织纪律，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和保持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从二大通过的党章开始，基本上历次党章都把组织问题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党的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正式写入党章。

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上历经3天批评和自我批评，最终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我们党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

遵义会议一方面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既清理了“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又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任何形式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适当的领导工作，积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与改正错误。

这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经验。

“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2014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

自建党之初，我们党就非常重视廉洁制度建设。为了加强党的廉洁纪律，防范贪腐风险，提高党的经费的使用效率，二大党章中专设了“经费”一章，加强对经费的监督和审议；1926年，中共中央出台了第一个反腐肃贪的法规性质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1941年，抗日根据地开始遭到残酷的“扫荡”，边区军民为打破封锁、克服困难而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同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然而，此时有名老红军“掉了队”。肖玉璧1933年参加革命，作战英勇，身上有90多处伤疤。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他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偷偷倒卖出去牟利。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肖玉璧死刑。肖玉璧不服，要求给毛主席写信，并要求面见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念及其是老红军、战斗英雄，便同意了。

当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当场表示，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死刑。对此，《解放日报》评论说，“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杂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2021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是目前已知党的决议中最早提到群众概念和党群关系问题的文件。

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宣布了三条纪律，次年又在遂川宣布了“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我们熟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共十一项内容，其中有八项是关于群众纪律的规定。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处处爱民的周恩来总理，堪称遵守群众纪律的楷模。即使是行路这样的小事，他都专门和司机“约法三章”：车开到影剧院、医院、学校等附近时，不许按喇叭。这些地方是人们休息、学习和娱乐的场所，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同时还将保守党的秘密作为铁的纪律写进党的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分应保守秘密”。

党的六大提出，苏维埃政权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应反对官僚主义、办事迟钝和滥权等各种流弊。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部分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

回顾我们党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心怀崇高理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幸福安康为念，为诠释不同历史时期的责任担当，奉献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据统计，仅从1921年7月1日至1949年10月1日，可以查到姓名的党员烈士就有370多万名。

为摘掉“贫油少油”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带领钻井队战天斗地，“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整治“三害”，“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为打牢国家自立自强的基石，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把汗水和热血洒在茫茫戈壁，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

“当领导干部就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节假日尤其要自觉坚守岗位。没有说不让休息，但关键是如何休息、在哪儿休息，有没有考虑到自己肩负的职责。”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5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首次提出“生活纪律”，对党员提出了“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明确要求。

但从党史上来看，对党员生活方面的约束早已有之。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此后，又相继制定了一些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如1954年8月的《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指示》、1979年11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1989年12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等。现在专门列出生活纪律不仅继承了过去管党治党的有益经验，而且针对当前党员在生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予以补充完善。

1968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女赴内蒙古插队，由于表现好，经当地群众推荐，应征参军。周恩来得知后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周恩来还专门给相关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个侄女最终脱下军装，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对此，周恩来说，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要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专门召开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生活要艰苦朴素等。周恩来是国家总理，管理着一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里做起，决不让亲属之事影响“大家”。

“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如果领导干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不正派，在道德情操上打开了缺口，出现了滑坡，那就很难做到清正廉洁，很难对社会风气起到正面引导和促进作用。”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 生活情趣非小事》一文中指出